2026年是农历丙午年，对应的传统生肖是马。马为六畜之首，虽然是人类的老朋友，但我们对于马的认识，仍然在不断地推进更新。2026央视马年春晚吉祥物“骐骥驰骋”，其中“骋骋”就出自地球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普氏野马。在科研人员的长期努力下，这一生物种群重新引入中国已近40年，野化放归工作也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剩下的三大吉祥物“骐骐”“骥骥”“驰驰”形象均来源于出土文物中的“马”。最近的考古工作与简牍整理，同时丰富了我们对于马的历史认识。
汉代“赤兔”是个常见名？
说起古代最有名的马，首推东汉末年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的“赤兔”。陈寿在史书《三国志》上原本仅有一句“（吕）布有良马曰赤兔”，到了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则出现了“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名句。后世小说《三国演义》不仅给赤兔马大幅增加了“戏份”，其寿命也突破了马的极限。赤兔由此先从吕布，后随关羽，串联起了从董卓祸乱天下，直到关羽败走麦城一系列的重要情节，同时小说家也用一匹赤兔马突出了吕布的雄烈反复与关羽的神勇忠义。
展开剩余88%在2025年最新公布的悬泉汉简中，出现了一匹同样名为“赤兔”的传马，却比吕布的时代早了两百多年。敦煌悬泉置遗址为我们揭示了古代的邮驿系统，饲养的传马用于传递文书或运输物资，地位自然比不上战马。出土的这枚木简内容为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正月官吏向上级报告传马“赤兔”因病而死，通过简文我们了解到这匹悬泉置的“赤兔”活了11年，左侧有官府标记，高六尺，早在死亡前一个月“赤兔”就已经出现了疾病状况，虽然经过诊治，但最终宣告医治无效。
我们以往在古书上，只能零星地看到王侯所乘的宝马名号，如项羽的马名骓，曹操所乘马名绝影，刘备有马曰的卢，孙权有马曰快航。至于其他如“爪黄飞电”“照夜玉狮子”等名马则是小说想象的产物。悬泉汉简为我们一下补充了西汉中期大量马匹的名字与信息。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其中年龄最大的马名叫“昔者”活到了20岁，而一匹名为“千岁”的马只活到了15岁。为动物赋予名字，本就是一种值得深思的行为，人与动物的关系也随之变化。原来汉代给马起名是普遍行为，哪怕这些马还不是更受重视的战马。我们可以大胆推想，战国秦汉社会许多家马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只是一般不为后世所知。为了方便管理，同一马厩内不太可能有同名的马。不同的官方马厩或者私人马匹之间，马匹相似的名号容易重复出现。“赤兔”这一名号，在数百年间尤其是遇到红色马匹，无异于当下社会的“张伟”“王芳”很容易出现重名的现象。
悬泉汉简反映出古人给马的取名方式，可以粗略分为三类：
第一类采用马的专属称谓：如駵离、新騂、蜚骝、纪騩、御骝。这些生僻字，在古代语言中是马外部特征的精准描述。如“騩”指浅黑色马，“騂”指赤色马，“駵”指赤马黑髦尾。项羽的名马“骓”，就代表了毛色苍黑相杂。
第二类则根据马的特性，联系到其他动物，我们熟悉的“赤兔”就属于此类。还有龙子、游鹰、白鹄、黄爵、朱爵、野羊、野麋。“爵”字在汉代可以通“雀”。用其他动物命名，突出马的神采迅猛，有极为悠久的传统。在甲骨文里，就存在以“豕”与“马”组成的字，代表性格如野猪一样凶悍善于奔突的马。还有以“鹿”与“马”组成的字，代表性格像鹿一样敏捷迅速的马。当对马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有了汉代“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只有传说中的“龙”才能与马相提并论了。
第三类寄托美好寓意，如敢往、善载、从容、游山、禽寇、蜚剽、戴星、千岁、轻适、望远等。这些传马并不上战场，其中“敢往”与“禽寇”的名号也被赋予勇猛杀敌的语义。曹操的名马绝影，孙权的快航，也可以归于此类。上述三种名字与当时的相马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直接从《相马经》里找名字，这也是古代马容易“撞名”的一大原因。有些马的名字殊不好解，不能排除马主人或管理者随口定夺的可能性。如前面提到的“昔者”，悬泉汉简中存在一枚讲述故事的木简，上面出现了“昔者秦缪公”的内容，也许正巧一位管马小吏根据故事上的文字为马驹命名，作为后世的我们也未可知。
养马首要就是解决马的饲料问题。一匹马每天需要供给多少粮草，在汉代却是帝王将相深思熟虑的国家大事。2025年悬泉汉简公布了一份诏书，上面出现了我们的老熟人，“凿壁偷光”故事的主人公——匡衡。当时他正以丞相的身份，与御史大夫一同上疏，为皇家马厩与地方官府的车骑马匹，每天要消耗多少小米豆子，制定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份诏书获得了皇帝的批准，以制诏的名义颁布地方郡国，最终被考古学家在距离长安1700公里之外的敦煌悬泉置发掘出来。
至于负责喂马的基层官吏，有没有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坐在深宫里的皇帝自然也说不清楚。今天的考古学家却能够运用科学手段，替两千年前的皇帝验收工作。我们以陕西凤翔血池遗址为例，那里长期是秦汉时期国家祭祀的重要场所。动物考古工作通过检测马的肋骨与其他骨骼的碳同位素比值，可以确定在献祭之前这些马被特殊饲养了一段时间，饲料主要是粟、黍这类农作物，符合关于《周礼》对用于国家级祭祀的牺牲，要提前用粮食精心喂养的记载。
战国驯马的变速跑
古人对于马的观察研究可谓费尽心血，细致入微。可惜的是这类典籍大多散佚，善于相马的“伯乐”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比悬泉汉简时代更早的战国“清华简”在2025年最新公布了五篇重要的马经类文献，为我们展示出战国中晚期对于马的挑选、训练、医疗诸多方面。贾连翔先生根据其中《胥马》篇阐述的相马理论，罗列出当时人们对马的全身上下已经划分出了50多个部位并有专门称谓。
针对马的训练，清华简《驯马》篇规定出了十里路程内进行往返科目。训练方式也划分为“步、趣、驰、娄、骋”五种，不同强度要相互搭配，近似于今天的变速跑。如此设计可以避免马的过度劳累。一同公布的《凡马之疾》篇中将筋劳、骨劳、脂劳、气劳、血劳称为“五劳”，指出这些就是导致马患病的重要原因。不同的训练方案，需要配合调整饲料选择和饮水量，视为古人对于养马驯马的经验总结。清华简中提到的训练方法，在后世或多或少得到了延续和发扬。敦煌残卷中有古代藏文的《驯马经》，吐蕃地区驯马所谓的“野牛步”和“苏尔通”，分别对应了加速奔跑和连续快跑，同样采用快慢松紧交替训练。在此基础上，人们还要及时观察马的肠胃反应，根据肥瘦情况制订合理的训练强度。明朝的《元亨疗马集》对于马的训练、饮水和疾病，与清华简也有着许多相似的认识。
对于马的爱护，体现在驭手要学会观察马的情绪状态。清华简《驭术》篇提到如何通过马匹的呼吸以及各种反应，判断马是否进入到了身心和悦的状态。当驾驭马匹的时候，人就无法看到马的全身，此时观察马耳就格外重要。真正懂马的人会根据马耳前后进退的变化，判断马的状态，调整驾驭之法。
驭马讲究刚柔并济，《驭马之道》篇甚至从技术经验，上升到了治国大道。战国时期诸子争鸣，每位思想家都在寻求拯救天下苍生的出路。《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被广为人知，正是以屠牛者的角度，从手触肩倚到依乎天理，最终到达“道”的高度。“著鞭驱驷马，操刃解全牛”，《驭马之道》也以升车执辔的驭马动作开始，简文中“以柔答刚……以静为常”颇有道家色彩；讲求遵循法度，“赀赏必故”大得法家精髓；至于“和齐裕安，亦皆仁也”同样符合儒家关怀。一篇小小的马经也有着贯通诸子的气魄与规模。
周代马驹的成年礼
说回新年春节晚会的吉祥物，“骐骥驰骋”取自屈原的《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的名句。“骐骐”来源于西周“盠”青铜驹尊。“骥骥”的天马形象出自汉代铜奔马。铜奔马作为官方名称，不如之前“马踏飞燕”的名气更大，但是严谨地看那马踩的到底是燕子，还是鹰隼，人们还有争论。“驰驰”为唐代的三彩三花马。唐代的“三花马”是将颈部鬃毛修剪、装饰成三瓣，已是最高等级的装饰。李白《将敬酒》中的“五花马”是指马身上斑驳的毛色纹理，两者所指完全不同。
西周“盠”青铜驹尊，195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现藏于国家博物馆。驹尊的造型生动，马的耳朵竖起，尾巴下垂，昂首站立，是当时贵族为了纪念受到了周王特殊赏赐而铸造的肖生器。器身上的铭文，讲述了在西周某年的十二月甲申日清晨，周王进行了隆重的执驹礼，将两匹马驹赏赐给一位名叫“盠”的贵族。按照规定，长到两岁的小马驹就要离开母马，接受训练役使。因此，执驹礼可以视为马驹的成年礼。执驹礼的背后有对马匹繁育的考量，典礼时间一般选择春夏两季，避免公马发情在牧群中伤害到小马驹和怀孕的母马。并且挑选两岁的马驹，保证马要到三岁完全成熟才可以进行交配，从优生优育的角度，增强种群的健康体质。
至于周王所执的马驹，是用来拉车还是供给骑兵。我们同样可以使用考古的科学手段。人类对马的骑乘，也是人和马的双向“磨合”。一方面可以观察先民的大腿骨、脚踝和髋骨的磨损情况，判断当时人有没有长期骑马。另一方面可以从马骨着手，马的腰部脊椎是否出现如骨质增生、发育不对称、裂缝等一系列问题，也是我们判断的重要依据。研究人员对殷墟马骨的研究，没有发现类似的病变迹象。揭示了在历史早期，人们骑马的情况并不普遍。六经中无“骑”字，《左传》要到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才记下了贵族乘马的事例。因此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封神大战，某人拨马便走，更多是一种后世的臆想。中原地区对于马的大规模骑乘，恐怕还是要等到战国后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才逐渐流行。
马是人类的老朋友，如果没有汗马之劳，人类的许多知识和文明将难以传播。在商代晚期，家马开始出现，马车日趋普及成熟。到了西周，穆王驾驶八骏去见西王母，充满了传奇色彩。秦人先祖世代为周王牧马，因养马有功，才获得了分土立国的政治机遇。汉武帝为求良马作《天马歌》，唐太宗旌扬武功的“昭陵六骏”，对马的重视是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甚至西安和北京能够长期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其中一个重要优势就是靠近游牧地区，拥有“胡苑之利”，利于获得良马这一重要战略资源。
近代以来，马车逐渐退出主要交通工具，距今也不过百年光阴。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马路”“马上”“马虎”还遗留着许多马的痕迹，至于与“马”有关的四字成语更是不胜枚举。考察马的文化演进，也是了解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线索。
厌胜钱如何从一种泛泛的辟邪物，演变为专属于春节、针对孩童的“压岁钱”？这背后有一个关键的民间传说作为桥梁——关于“祟”的妖怪故事。传说中，“祟”是一种黑身白手的小妖，专在除夕夜出来作恶，用手抚摸熟睡孩子的额头，被摸得孩子便会发烧生病，乃至变成傻子。为了对抗“祟”，家长们在除夕夜彻夜不眠“守祟”。后来传说有一户人家，将用红纸包裹的铜钱放在孩子枕边，当“祟”靠近时，铜钱突然发出金光，将其吓跑。这个“压祟钱”的故事迅速流传开来。由于“祟”与“岁”同音，且正值辞旧迎新之际，“压祟钱”便逐渐谐音演化成了更具普适性的“压岁钱”。这一转变，巧妙地将巫术性的“压制”对象，从一个具体妖怪，泛化为对整岁光阴中一切邪祟的抵御。
唐代宫廷盛行的“洗儿钱”是厌胜钱向压岁钱过渡的重要节点。唐代，宫廷中盛行“春日散钱”和庆祝新生儿出生的“洗儿钱”。当杨贵妃为安禄山行“洗三”礼时，唐玄宗赏赐的“洗儿金银钱”兼具庆贺生育与驱邪护身双重意义。这种仪式性赏赐逐渐民间化，至宋代与春节习俗融合，形成除夕赠钱的定制。北宋诗人王松在《除夕书怀》中写道“儿女争求压岁钱”，证明最晚在宋元时期，压岁钱已成为年俗的一部分。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压岁钱开始兼具实物赏玩与货币价值的双重功能。明清时期，用红绳串起铜钱赠予孩童成为主流，《燕京岁时记》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民国以后，红纸包裹铜元或钞票取代了红绳，并因“百文”铜元寓意“长命百岁”，使压岁钱又添了一层健康长寿的祝愿。
从宫廷贵族的巫术法器，到寻常百姓的床脚镇物，再到红纸包裹的深情厚谊，这枚小小的“钱”炒股加杆杆的平台，早已超越了货币本身，成为中华文化中关于爱、传承与希望的一个温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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